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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历史与神木文化

2013-10-22 10:21:31 来源:杨家将文化研究会 浏览:439
内容提要: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神木的文化和她的历史一样古老,也和她的现实一样精彩富丽。

镜头中的神木

远古时期的神木文化,首先是从它的地下文物中反映出来的。恐龙时代,这里气候湿润,河湖密布,林草丰盛,孕育着河套恐龙等早期原始动物。恐龙时代结束后,又经历了亿万年的演进,河套人就登台上场了。《山海经》里讲说的“大泽”,中心区域就应在今天的大河套一带,只不过往西、往北、往东范围更大罢了。

目前已发现的恐龙遗迹和河套人遗迹在神木一带十分普遍。据中科院古生物专家讲,从辽宁往西,今河套地区(含鄂尔多斯和陕北)都普遍存在同一地层的火山灰。2008年,我县栏杆堡镇巴门沟村的邱井沟组群众报告说发现古人类脚印化石。后经中科院古生物专家鉴定,确认为侏罗纪晚期或白垩纪早期(距今约1.5亿年左右)的恐龙脚印化石。在一块八十年代揭露的约40余平米的石头平面上,从小到大约有六七种、三四十个恐龙脚印化石。专家们说,那些小的恐龙脚印基本都属食肉型的,而形体巨大的恐龙,特别是单趾巨型脚印的恐龙,一般都是食草型的。事后不久,又在距巴门沟东约十二三华里的李家南坬,也发现了一大块恐龙脚印密集的化石。这块巨石从山崖上掉下来,打了几个滚,刚好把有化石脚印的那一面露了出来。专家们认为这些脚印和巴门沟的脚印不是同一地层,时代也应略早。该处也有三四种恐龙脚印,其中还发现了翼龙的脚印。

专家们认为,今天的神木精煤,就是这期间的植物形成的,那些茂盛高大的植物亦或就是恐龙们的食物。但这也给我们留下一个疑问,那就是留存恐龙脚印化石的栏杆堡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煤炭层,而大规模的煤炭层在距栏杆堡30华里外的窟野河北边。

专家还告诉我们,早在1929年,著名古生物专家杨钟健就在神木东山某处发现过恐龙脚印化石,并将它带回了北京。1958年,杨钟健发现的化石被命名为“中华杨氏恐龙脚印化石”,有“中国第一恐龙化石”之誉。

恐龙时代之后,神木地区和其它地方一样,又经历了漫长的生命和生物演化过程。进入人类时代,神木境内代表旧石器和新石器的遗址就多了。2006年,市县文物部门调查锦界新区时,就曾发现过6000余年前的红山文化类型遗迹。而闻名考古界的高家堡石峁遗址、大保当新华遗址,再加上西沟四卜树遗址等,不仅生动地为当时神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例证,同时也为整个陕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例证,如果我们把这些遗址同内蒙古鄂托克旗所发现的河套人遗址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整个大河套地区在史前及史后很长一段时间,其人类的繁衍生息是同一地质板块,同一生活环境,完全同质的生活状态和文明水平。这种状态直至春秋之际,才因生活习性、生活环境、图腾信仰及行政区划的不同而相对隔离起来了,并逐渐区别明显化了。

2009年,在神木进行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共普查到史前遗址901处,新发现一批特大型新石器遗址,面积达7080万平方米的人类居落就有八、九处,特别是在秃尾河中下游有六七座浩大的原始古城遗址,似乎让我们窥见发源于黄土高原的黄帝部族那兴旺发达的侧影。这些发现为神木地区新石器文明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物证。

石峁玉器,因出土于神木县高家堡镇的石峁遗址而名,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类型,距今约4000年左右,是陕北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石峁玉器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藏品极多。据说在民国饥荒年份,附近村民曾“笼垛驮卖”,“升玉易斗米”。

如今大量流失民间和海外,在欧美等众多博物馆皆有收藏,在国际国内文物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神木地区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后,曾先后为鬼方,熏育,猃狁,白狄,西河地、上郡、九原、朔方等,到新秦时,神木地区已纳入了秦的版图,然后秦直道就修上来了,今神木的大保当西、尔林兔西北一带就有秦直道的遗迹。汉初,大保当一带出现了专为汉王朝牧马的天封苑,出现了古汉城、古汉墓群和汉画像石,这一时期神木一带显然已被全面开发。从九十年代初神木一带大盗墓的情势看,由西向东:大保当、高家堡、乔岔滩、花石崖、解家堡、太和寨、栏杆堡、永兴一带,数以千计的青铜器和玉石器被盗流失,数以万计的陶器被盗损毁,单是今天少数收藏家收集的文物就不下万余件,再加上百姓平时收集的,大约仍有数万件之巨。

白虎

汉画像石,是出土于汉墓之中的石质画像。神木大保当出土的汉画像石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以狩猎、车马出行、农业、畜牧业、建筑、舞乐百戏、宗教神话和历史故事等组成,真实地再现了汉代陕北地区的社会生活。

汉画像石实际是画和雕刻融为一体的艺术品,神木汉画像石五彩斑谰,有六七种颜色,是汉画像石色彩最艳丽的一种,数量大、分布广,为汉画石极品。

在西汉至唐宋跨越一千多年的时空间,神木境内先后出现过白土(今锦界镇旧镇址东)、訚阳(今锦界瑶镇村,一说万镇郄家会)、石城(今解家堡一带)、归真郡、雕阴以及连谷(今店塔镇北山)、银城(今解家堡一带)、吴儿堡(今解家堡柏林堡东南)等数十个州县级建置。南北朝之后的隋唐时期,神木地区承秦汉之风,继续担负起“北屏河套,南卫关中,左扼晋阳之险,右持灵夏之冲”的重任,于唐开元十二年(724),置麟州。五代十国时期,面对北来西临的各种复杂混乱局面,麟州世族杨宏信毅然自立刺史,担当起保境安民的重任,后杨家归宋。归宋之后,杨宏信的大儿子杨继业(又名杨业)为大宋立下赫赫战功,人称“杨无敌”,后因奸人陷害战死陈家谷。杨业及其子杨延昭,孙杨文广等皆为名将,是扬名千古的英雄。杨宏信的二儿子杨重勋,继父职为麟州刺史,后又传于孙杨光扆。杨家将保卫家乡百姓近百年,真可谓功德无量。民间因此将麟州城呼为杨家城,便是这种功德的最好诠释。麟州城在北宋期间,作为其西北边陲重镇,承载着北御强敌,西抗狡邻的重任,由于防守成本高,因而围绕这座州城的存废,北宋朝廷曾经发生过几场大的争论,北宋几位名臣如范仲淹、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等都因此来巡边视察,并都有诗文留世。最有名的是范仲淹的《麟州秋词》“塞下秋来风景异……”一文,已成为名词名篇,广传世间。南宋初麟州城破毁之后,金政权在城南三十里的窟野河东山上建了神木寨,后元代改名云州,明初改为神木县,明正统年间移置县城于河川,即今神木县城址。

麟州故城,即杨家城,位于神木县城东北15公里处店塔镇杨家城村。始建于唐开元十二年(724)。北宋有名的杨家将祖籍就在麟州。杨宏信及次子杨重勋、孙杨光扆都做过麟州最高长官。杨继业为杨宏信的长子。杨家三代驻守麟州,杨继业父子几世抗辽,都是北宋名将。由此人们崇敬地将麟州故城呼为“杨家城”。金、元、明历代改徙,杨家城时兴时废。明正统八年(1443)今治神木县城兴建后,杨家城废弃。杨家故城依山形呈不规则呈条形分布,南、西、北三面临河,深沟环绕,且多处是绝壁,地势甚为险要。

明朝之后,随着整个国家的统一,神木地区迎来了第三次繁荣。明王朝为了巩固边防,逐步从河南山西一带强行移民到陕北,今天的许多神木人都自认为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过来的即是明证。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使统治者意识到防护的重要性,明成化万历年间,榆林府两次修筑长城,分别叫大边、二边。东起府谷清水关,西到定边花马池,全长700余里。我县境内的明长城东起永兴乡水头村,西至乔岔滩乡边渠村,经县境175公里,墩台168座。其实,在神木境内并不仅此一条长城,还有战国秦长城、燕长城、魏长城、赵长城和后来的隋长城等,目前尚未彻底探明。但北起大柳塔,南到高家堡的秦长城现已基本定论(已发现高家堡北面一段,西沟瓜地渠一段,大柳塔一段)。

明代长城的出现,一方面加强了当时的边防防守能力,促进了沿线堡城的建设,另一方面也推进了沿边经济的发展。神木城、永兴堡、大柏油堡、柏林堡、高家堡等城堡迅速繁荣起来。其中,神木县城和高家堡因分别位于窟野河川和秃尾河川,很快成为晋陕蒙宁交接地带的商贸交通要道,成为周边的经济名镇,高家堡就因商贸发达,经济繁荣,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仍位居陕北四大名堡(另外三个分别是榆林的镇川堡、靖边的安边堡和子长的瓦窑堡)之列。

高家堡古城,唐属丰州地,位于神木县城西50公里的秃尾河东岸。城池始建于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原隶属佳州,清末划归神木。该城原为夯筑土城,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用砖包砌,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三十三年(公元1768)两度重修,后多次修葺。

该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墙均长311米,南北均长431米。城内现存中兴楼、财神庙等古建筑和大量民居,现多数仍维持原貌。特别十数院四合院、楼院,基本完好,对研究明清居民建筑均有现实价值。20089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高家堡古城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堡的繁荣,自然把当地的经济文化状况全方位地展示出来了,据说,神木城出现了沈十万和张百万等大商富户,高家堡也出现了刘、张、亢等大户。但是,神木的贡献还不只这些,神木地区在明代更有名的是出武将。当明英宗土木堡之变被俘时,一名叫张锐的参将奋死救驾,倒在乱刀乱箭之中。明英宗复位之后,张锐被追封为光禄大夫。张锐是神木人,后其子张坚,孙张刚等相继为将。据道光《神木县志》载,张家子孙四五代为将,阵亡殉国者近十人。是堪与北宋杨家将相媲美(如果不说杨家将被艺术化的成份)的英雄群体。也许是这个原因,明武宗朱厚照后来巡边特意到神木,当他看到神木两山护峙,县城东南西北非常周正,民风淳厚,社会祥和等情形时,禁不住龙颜大悦,便赐东山的香炉山为凤头山,西山的驼峰山为笔架山。笔架者,文人案上之物也。也许大明皇帝认为神木武风烈,文风弱,以此喻示子民崇文重教吧。

清继明祚,神木地区经济社会继续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大约清康熙三十年(1691)间,朝廷允许沿边缺地民众开发种植长城边外荒地“黑界地”。黑界地,顾名思义,就是长期荒芜发黑的地段。当时只准在边墙外二三十里的范围内耕种,后来逐渐扩展到五十里以外。勤劳的神木人就是依靠这样的辛劳才把神木逐步营造为陕西省土地面积最大县份的。康熙皇帝这位文治武功十分杰出的政治家,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平定葛尔丹乱时也曾路过神木,他不仅留下了一首描述神木的《出塞》诗,而且在神木高家堡还留下敕封“灵应侯”和赞美地方小吃的不少传说及十四封密扎文书。

传说之一,康熙登上黑圪垯(一说麻家塔,一说解家堡),向东南一看,黄土连绵,便说:“精粉细泥”!但向西北一看却说:“唉,穷山恶水”!后又觉不妥,便说:“南吃地上的(庄稼),北吃地下的(煤)”。这样,今天的神木地区长城以南为连绵黄土,宜于农耕。长城以北一片风沙草地,但地下煤炭丰富。老百姓说,这是康熙爷封的。

传说之二,康熙微服私访,走到高家堡河西西寺洼,高家堡城中的城隍便知道了,一阵风赶去接驾。待康熙人马进了城,城守才知道,忙去接驾,但已比城隍迟了半个时辰。康熙到城中名胜城隍庙游玩,见城隍衣服还是湿的,大是感慨,便封高家堡城隍爷为灵应侯,据说和榆林城的府城隍是平级。

传说之三,康熙一行微服到高家堡,人人饿的前心贴后心,便向城边一普通农户讨饭吃。农妇说:“我们没甚好吃的,只有白菜烩豆腐!”康熙等说不嫌弃,填饱肚子就行。一吃之下,大是叫好,白的豆腐,嫩滑清香,绿的白菜,脆爽肥厚,竞胜似山珍海味。由此,高家堡豆腐、白菜名声大振,经久不衰。

清末民国期间,既是中国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也是陕北包括神木人民生活最悲惨的时期之一。旱灾、风灾、冻灾、水灾甚至还有狼灾,瘟疫,加上兵灾、匪灾等人祸,致神木从南到北民不聊生,于是反抗的浪潮风起云涌,从哥老会、红汉军,到七个人起家的红三团,人民的自发斗争终于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进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神府特区的创立,使神木出现了“南红北白”的特殊现象。从1935年神府苏维埃政府成立,到1947年县境解放,神木人民向中国革命贡献了2200余名优秀儿女的生命,神府根据地也成为全国少数我党我军自创立以来一直未曾易手的红色老区。在这段岁月里,中共元勋级人物刘志丹、张闻天、贺龙、关向应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

华国锋在抗战时期是一个团政委,曾在贺家川镇的杨家沟村蹲点调查达两个月之久。为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头曾有指示要在杨家沟为其修建纪念室,后因华的淡出而做罢。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曾在当时设在贺家川的八路军后方医院(今四军大前身)为伤员做过手术。今天,贺家川彩林的八路军边防司令部遗址和后方被服厂遗址等仍然静静沉默于山沟之中,仿佛在回味着那个血与火的岁月。此外,在马镇镇的葛富村,独臂将军彭绍辉的师部也曾设于这里。据将军的《日记》载,他曾数十次往来于晋陕黄河两岸,安排调度抗日事宜。

红白交据期间,神府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辛斗争,不仅创建了著名的神府特区这一红色革命根据地,也培养和壮大了革命的红色武装。以王兆相等为代表的革命者凭借最初的七人组织,逐步发展为红三支队,红三团,陕北独立师。王兆相以其英勇机智的军事才能和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被红区人民广泛传颂,成为令围剿白军闻风丧胆的“黑狸虎”。王兆相将军于抗战爆发初即调离神木,解放后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抗日战争时期,神木不仅有多位我党我军元勋级人物生活战斗过,而且国民党和当地名人也有过不少故事和传说。

在二郎山浩然亭,现留诗赋条联三十余帧,便是一九三七年东北军驻守内蒙河套一带时,著名爱国将领何柱国将军在神木和当地名士的唱和之作。在这些诗书作者中,有一位在陕北一带名气相当大的书法家,早年北平求学,后无意仕途归乡闲赋。这位名士叫王雪樵,其书取法于汉魏隶楷而有创新,古朴、雄浑、凛然、刚健、峻爽,据说当时和于佑任齐名。在城南名胜杏花滩岫岩寺旁的摩崖石刻上至今仍有先生手书“集乃楚珍”几个大字。据其后人收集、整理,现存的王先生字画楹联约百余幅,有人建议县上建专馆收藏保存,我个人也积极主张此议。神木在民国早年还出了一位姓裴,字廷藩,名宜承的名人,为神木大保当裴家梁村人。裴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是同盟会会员,曾官为陕北安抚使,民国初期国会议员。曹锟贿选败落,裴仍混迹于政坛,但不免胸臆郁闷,乃作《退思堂书稿》一集,文思俊隽,字体秀雅,一看便知有二王风。裴后官任河西屯垦副司令,因和号称陕北王的军阀井岳秀不和,1929年被暗害于内蒙古新街附近的陶家油坊,时年仅47岁。裴的诗文悲世怜民,体验深刻,言出自然,是神木文化中一笔不菲的遗产。2008年,同乡高亮宇先生及裴氏后裔共同影印出版了《退思堂书稿》全文,算为文化先人还了一桩遗愿。

解放后,神木的经济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1947年开始,先后成立邮政局、供销社、银行等机构,尔后,神木的许多一字号工程开工上马,公路、碱厂、发电厂、完小、中学、神木师范学校、神木卫校、水泥厂、拦河坝、大型灌渠(一云渠、二云渠、高惠渠等)、大型水库、铁厂、火电厂、水电站、广播电台、地毯厂、人民医院等等。期间和全国各地一样,神木也经历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化等过程,到了1982年,神木煤炭储量丰富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神木开始频繁接待中央各部委、国家领导人及国外投资集团的考察人员,神府煤田开始出现在报端,进入官员、百姓的日常生活中。198412月,中国精煤公司榆林分公司于本县成立(第二年即改为华能精煤公司榆林分公司),伴随着煤田的大规模开发,神木开始了全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神木的传统农耕文明和边塞文化中又融进了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辉煌壮丽的画卷。

综前所述,神木悠久的历史文化可大约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扑朔迷离的远古史前文化

从目前初步发现的近千处人类原始文明遗迹看,神木地区的远古文明史与整个北方,特别是黄河文明(河套文明)是完全同质的文化,尤其以石峁为代表的新石器文明则至今仍煊示着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和超迈独特。而源于陕北的黄帝部族的发展壮大,更使其自然地融入于中华民族早期的优秀成员与大家庭之中。

二、纯朴自然的传统农耕文化。从先秦时期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初,二三千年来,神木的农耕文化也同整个中华大地的传统农耕文明一样自然演进,缓慢发展,迭次兴衰,其与陕北大地的普遍性、同质性自不待言,其所谓“边缘化”、“杂交化”的成分中也仍然更多的还是显示汉民族汉文化的农耕特质,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

三、独具特色的边塞军旅文化

神木从秦汉唐宋至明清,一直处于中原政权的边关要塞,其间战火连绵,即便是中原内地大唱赞歌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亦或开元盛世等和平时期,这里也要为内地承担警戒,预警甚或较小规模的民族冲突代价。据史书记载,仅麟州城从唐开元年间至宋末,共发生大小战事不下百余次,即便是明代中期建设的今神木县城,也先后有数次破城毁廓的大战。仅清末回民义军就攻陷城池两次,死伤军民万人以上。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神木一带素来尚武轻文,清道光《县志》载:“其人近仁而鲜智,武科较多于文甲”,历史以来,神木不仅在宋初出了杨家将,而且明代出了张家将,清代还曾出过武状元,在土地革命时期,神木一带更是出了一大批如王兆相那样的红色武将。这样的社会环境,也造就了神木人在性格上的质朴、豪爽,在志节上的忠勇、坚强,在秉性上的大气、洒脱。

曾有人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概括为“耕”、“战”两字,我认为,神木的历史更集中地体现了这两个字的全部内涵。

四、可歌可泣的红色革命文化

自古官逼民反。清末民初,政治黑暗,天灾人祸俱来。为求生存,民众铤而走险,奋起抗争。神木周边北有“独贵龙”,南有红汉军,造反活动风起云涌,同整个陕北一样,已是一座待燃的火山,故大革命的种子一经播下便如熊熊烈火,燎原于大地。而当日倭等异族再次把战火燃到家门口,那些杨家将、张家将的后人们又经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便自然是一往无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之中去了。今天,红色革命文化中的那种艰苦卓绝、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已经成为又一份珍贵的历史传统浸润到神木大开发创业者的精神中去了。

当现代工业文明汹涌澎湃激荡而来时,神木人不仅需要从传统的农耕文化中去汲取勤劳智慧,也需要在曾经的残酷征战文化中去汲取勇者生存,强者为胜的精神积淀,更需要在现代工业文化中汲取科学、严谨的创业精神。无疑,当以杨家将为代表的传统忠君爱国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相结合,当传统的与人为善互帮互学农耕尚武精神与现代工业文化中积极的义利观、商业观、市场观相结合之后,一种大气磅礴,精智豪爽的神木新精神,新文化必将在市场经济的锤炼中精进升华,融汇于中华民族全面振兴之中。

作者:项世荣   神木县文体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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