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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视野中的杨家将

2013-11-08 14:46:54 来源:杨家将文化研究会 浏览:74
内容提要:杨家将作为实践中网传统“忠孝节义”伦理道德观的典范,在历史与文学艺术视野中有着双重面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杨家将逐渐淡出了史家的舞台而进入了文学的观照视野。

摘要:杨家将作为实践中网传统“忠孝节义”伦理道德观的典范,在历史与文学艺术视野中有着双重面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杨家将逐渐淡出了史家的舞台而进入了文学的观照视野。文学艺术对这段历史及这些典型的再现则必然由于时代特征、文化心理、民族心理等因素而产生某种偏移,从而造成“诗”与“史”的冲突。本文试从文学视野中的杨家将故事与历史真实的差异入手,探求潜藏在这种改写背后的深层动因。

关键词汇:杨家将;历史;文学艺术;民族心理;文化心理;时代特征

杨家将故事在中国以街谈巷议、口耳相传的形式成为妇孺皆知的民间英雄传奇,甚至演化为一种神圣的民间图腾。作为实践中国传统“忠孝节义”伦理道德观的典范,杨家将在历史与文学视野中有着双重面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杨家将逐渐淡出了史家的舞台而进入文学的观照视野。对于杨家将,我们无意作历史的考证,而是企图从文学视野中的杨家将形象与史传记载的差异人手,探求潜藏在这种改写背后的深层动因。

还原历史——单一的“忠君”主题的宣教

公元907年,唐帝国瓦解,诸雄争霸,五代十国在战火烽烟中逐鹿中原。后晋皇帝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蒙古的契丹屈居“儿皇帝”之位,致使契丹肆元忌惮地入侵中原地区。——杨家将第一代将领杨业的父亲麟州杨信便是当时抗击契丹的一支地方武装力量。947年,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联合杨信等脱离契丹自立为帝,史称后汉。北汉世祖刘崇为后汉君主刘知远的弟弟,杨信之子杨重训、杨重贵(杨业)年幼时即成为北汉的将领。北汉主刘崇曾将杨重贵赐名刘继业。《宋史》记载杨业“弱冠事刘崇,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屡建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 【1】。受父辈熏陶,杨业骁勇有谋,年少时即有“我他日为将用兵,亦犹鹰犬逐雉兔尔” 【2】的豪言壮语。960年,五代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后周由于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而灭亡,北宋政权建立。杨业作为北汉的将领,曾参与数次与宋的战斗。威名远播以致宋太宗“素闻其名,尝购求之”。 ⑶公元979  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杨业誓死捍卫北汉政权。直至北汉皇帝刘继元投降北宋,宋太宗“遣中使谕继元,使召继业。继元遣所亲信往,继业乃北面再拜,大勘,释甲来见。帝慰抚之,  复姓杨氏,止名业。”【4(P64)杨业降宋后在与辽(契丹)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辽国皇帝耶律贤率军十万围攻雁门关,杨业创造了以数百骑战胜十万军的“以少胜多”的战史奇迹。从此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5]公元986年,辽国圣宗年幼,由太后萧绰当政,宋太宗欲借此机会收复割让的幽云十六州,兵分三路北伐攻辽,杨业在西路军潘美麾下。由于东路军曹彬失手,中、西两路也无力抵挡,杨业护送百姓迁徙时由于奸臣陷  害而被迫冒险出战,在陈家谷口被辽军俘获,绝食而亡。  

杨业殉国后,宋太宗曾录用他的几个儿子入朝为官以示嘉奖。《宋史·杨业传》中记载:“业既殁,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为供奉官,延壤、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其中的杨延朗即为杨家将第二代核心人物杨延昭:“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世称“杨六郎”。六郎自小深得父亲杨业喜爱:“为儿时,多戏为军阵。业尝曰:‘此儿类我’。征行,必以从。”而年轻时即勇为父亲的作战先锋“流矢贯臂,斗益急。”父亲去世后,他升任崇仪使,后连任知定远军、保州沿边都巡检使等职,在保州时镇守最切敌境的遂城。公元999年,辽兵二十万大举南侵,萧太后亲临督战,杨延昭以三千兵马击退辽军数次攻势,令萧太后转战千里到达澶渊,在宋朝屈辱的“澶渊之盟”达成后尚“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众”【6】。杨延昭一生战绩辉煌,无奈昏庸的宋真宗听信谗臣王钦若之言下诏“止令在保州,遣同巡检往来巡察,如遇群盗(百姓),会兵勇戮。”【7】而公元l012年,宋廷竟明令抗辽有罪,杨延昭壮志难酬,忧愤成疾,于1014年含恨而终,出殡之时“河朔人多望棺而泣”。[8]

杨延昭之子杨文广是杨家将第三代将领。当时杨家已近没落之势,杨文广最初是因为祖先的功勋担任军队中的低级武职“班行”。庆历三年“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9】留在陕西安抚使韩琦的军中,后来范仲淹在陕西、河东任宣抚使时与杨文广交谈,对他甚为赏识收为部下。当时正值宋朝与西夏对峙,征战不绝,杨文广先后随韩琦、范仲淹参与对西夏的抗击约十年之久,因战功突出升任备库副使。公元l049年,杨文广随大将狄青攻打叛军侬智高。杨文广追击侬智高至云南,仁宗以他有统兵才干而超升四级为供备库使,命他出任广西铃辖以防备依智高。屯守期间边塞安定、盖无叛军作乱。杨文广还朝受赏,成为中央禁军将领。宋神宗即位后,杨文广受命赴边境抵御西夏,在甘肃修筑城堡,使宋军兵力和军储大增,l072年西夏王国因不敌宋军而向宋朝称臣求和。正当西夏战事紧张之时,辽国乘势南下挟制宋廷要求割让土地。杨文广同韩琦等坚决反对姑息让步,并特地绘制了进兵作战的地图和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计划献给朝廷,但未及回应便病逝于军中。翌年,宋廷追赠杨文广为同州观察使。杨文广一生征战三十多年,从低级武官逐步升迁至高级将领,以他的胆识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挽杨家声名于衰微之际,但杨文广之后,杨家的后裔便逐渐散落至各地,没有明显的脉络可寻了。

杨家将在历史上的记载不过数千字,作为官修史书的《宋史》对杨家将的历史演进轨迹仅作粗略的介绍,而《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编年史籍也只是寥寥数笔概括。但从这极少的文字记载中仍可发现:官方意识形态已将杨家将作为封建忠义道德的典范,以虽平和却不容置疑的态度宣扬这种精神,其意在贯彻四方。杨家将三代将领,一生或远戍边境、风餐露宿,或视死如归、喋血疆场,为宋王朝的边境安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即使面对奸臣陷害、敌将屠戮甚至帝王误惩也从未有半点游移动摇之意。忠君卫道是杨家将代代相承的家风,因为史传的传颂必然流变为绵延万代的民风、国风,从而固化在民众头脑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对这一忠君主题的反复宣教便成为稳固封建王朝统治根基的有力保障。诚如余嘉锡先生所言:“杨业与契丹角胜三十余年,卒之慷慨捐躯,以身殉国。子延朗予澶渊之役,请饬诸军扼其归路,袭取幽易等州。孙文广,亦献策取幽燕。虽功皆不成,而祖孙三世,敌忾同仇,以忠勇传家,诚将帅中所稀有。由是杨家将之名,遂为人所盛称,可谓豹死留皮,殁而不朽者欤?爱国之心,人所固有,后之人何乐而不为也!”【l0】仁人志士青史留名,必然在于他对后世有某种激励作用,而诸如岳飞、杨家将等名将,更因为其世代慷慨赴敌、保家卫国的事迹成为官方广为宣扬的忠孝节义的不朽化身,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历史与文化意义。

文学视野—多元主题的艺术呈现

从《宋史》、《辽史》等官修史籍中我们只能看到以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为核心的祖孙三代将领的英雄业绩,然而始自北宋的杨家将故事却是与史传迥异的另一种面貌。杨家将在数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已经由三代三人发展为五代数十人的庞大英雄群体,其传奇色彩不断增强并且超越了政治层面的单纯宣教而衍化出多元的艺术主题。

北宋诗人欧阳修在给杨业侄孙的墓志铭中曾记述了杨业及其子孙的事迹:“君之伯祖杨继业,太宗时为六州观察,与契丹战殁,赠太师中书令。继业有子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文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ll】可见杨业父子的故事在北宋已经在民间广为传唱。“杨家将”这一称谓最早见于宋末元初人徐大焯的《烬余录》:“杨业战殁,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官供奉,四子延壤,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阳功,七子延彬屡有功,并授团练使。……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使,世称杨家将。”【l2】其中对杨业的七个儿子排出了长幼次序,而据考证:“杨业七子除长子延昭颇负盛名之外,其余六子,延玉随父阵亡,《宋史》一笔带过;另五子只列其名,荫补小官,并无惊人功名”[13]同时其中提到“延昭子宗保”,按照史实记载,杨延昭的儿子当是文广,可见《烬余录》已经从想象与猜测的角度对待杨家将及其历史。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列举的南宋话本中即有朴刀类的《杨令公》与杆棒类的《五郎为僧》等剧目;宋末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中说:“真宗时,杨畋字延昭,为防御使,屡有边功,天下称为‘杨无敌”,【14】,明显是由于话本流传之误而将杨畋作杨延昭;到了元代,杨家将故事被搬上了戏曲舞台,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5《院本名目》中记录有金院本《打王枢密爨》(金院本是当时妓院等场所表演的戏剧脚本),讲述北宋枢密史壬钦若之事,由此可以确定敷演的正是杨家将的事迹;元代的杂剧中也有《吴天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八大王开诏救忠》、《杨六郎调兵破天阵》等剧本出现;杨家将故事发展的鼎盛期是在明清两代。明代的说唱艺术发达,“野旷沙平凌谷异,耕民犹说六将军” (16)可见杨家将故事在民间流传之广。而杨家将在文学方面成就最大的当数章回小说,具有代表性的是秦淮墨客的《杨家府演义》(又称《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和熊大木的《北宋志传》。这两部小说综合前代话本、戏曲、杂剧的成果,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水准上都是相对成熟完备的,基本上是现在流行的杨家将故事的定型之作,以后的文学戏曲改编也大多不脱此二书。清代杂剧与传奇渐趋衰落,杨家将故事更多是在京剧与地方戏方面发展。按陶君起编著的《京剧剧目初探》及民国初年王大错所编的《戏考》记载,有关杨家将的京剧剧目当时就有四十多种,而大型宫廷戏剧《昭代箫韶》中竟列出二百四十出,流行于全国各地的地方剧种中涉及杨家将的就更是多不胜数了。直至现代,杨家将故事已经由文学视野进入媒体传播领域,广播、影视、网络等多种传媒途径促使杨家将形象更具立体可感效应。

综合杨家将故事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与史籍中单纯宣扬忠君报国的政治主题不同,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却是多元并存的文化主题如“因果报应”、“邪不胜正”与“巾帼不让须眉”等传统文化理念。

首先,文学视野中的杨家将已经摆脱了政治主题的垄断,忠孝节义的核心理念逐渐弱化,个性主义萌生导致了“忠君论”的动摇。从北宋开始,随着少数民族进人中原,汉族文化在交流中逐渐开放,而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经济的繁荣促使市民观念日趋物质化与功利化,封建君主制对人民的思想钳制已明显力不从心,“人”与“个性”的理念初步在文学艺术领域萌生。杨家将在史传记载中坚执“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信念,杨家四代人事三朝君主,改朝换代之后仍是一如既往的忠贞不二:杨业甘为北汉刘继元效犬马之劳,投降宋朝后又一片忠心护主抗辽;遭潘美、王优等奸臣陷害、被敌将俘获后恸哭:“何面目虏中求活哉!”【l6(P722);护驾幽州长子渊平殉国他毫无怨言,而是更坚定地杀敌报国,对君主和朝廷已近“愚忠”的程度。到了明清以后,这种不辨善恶忠奸、一味效力的思想逐渐隐退,分化为更切合人性的爱国且重视人的自由发展的观念呈现在文学层面。杨六郎在遭到贬谪时适逢真宗身陷幽州,八贤王请他出征救驾,心力交瘁的他终于发出了不满之言:“朝廷养我,譬如一马,出则乘我,以舒跋涉之劳;及至暇日,宰充庖厨”。【l 7】(Pll4)在帝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诏书赦令中,他认清了自己如履薄冰的奴隶命运,幡然醒悟;而杨文广在苦辞与百花公主的婚事不成后化身仙鹤飞走,与月英、锦姑、飞云远走天涯;文广之子怀玉更是手刃仇人后举家上太行山隐居,从此与帝王决绝:“若以理论,非臣等负朝廷,乃朝廷负臣家也。……圣主不明,词章之臣,密迩来信;枕戈之士,辽隔情疏,不得自达。谗言一入,臣等性命,须臾悬于刀头。”[17](P300)而清朝称为“花部”的民间戏曲中亦有焦孟二将“不听宋王三诏宣,端等杨家将令传”之言。这是杨家将历经数代誓死效国后得出的血的教训,封建帝王为满足一己私利置将士生死于度外的丑恶本质的揭示,无疑使狭隘的忠君思想无法在倡导独立人格与自由的时代畅行无阻,这也正是时代的“进化论”。

 “因果报应”是中国人自远古时代就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正如神话产生于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时代,因果报应也是人类因为无法预知未来、掌握自已命运产生的寄托式精神幻想,是人类赖以维持其精神生命的虚幻信仰。在封建皇权社会,帝王将相以“因果报应”警示百姓只有安于现状才能换得来世的幸福,而民众则以“因果报应”作为慰藉心灵创伤的良药。久而久之,这种精神幻想便成为一种为民众所集体认同的生存理念,文学视野中的杨家将叙写就隐含着这一主题。在戏剧和小说中总是存在与满门忠烈相对立的奸臣恶贼形象,如潘美(潘仁美)、王侁、王钦若等。而他们无一不是先期呼风唤雨,蒙蔽圣听,陷害忠良,一朝“天目大开”则全部难逃被杀、被贬的悲惨下场。潘美,是文学作品塑造的一个奸恶典型,但史载他并非奸佞之徒,而是“俱以大将之才,慷慨仗义,征伐四克。”[18]史料《廨居闻见录>中也说:“潘美本宋初名将,以功名令终。近世小说所谓《杨家将》者,独丑诋之,不遗余力……潘美性最平易近人,有功益谨慎,能保令名以终者,非无故也。”【l9】而文学作品中的潘美则是以白脸奸诈形象示人,为功名私利陷杨家将于死境而无动于衷,逼杨业触李陵碑死、攒心箭射杀七郎,最终被寇准设计斩首而死;王钦若是辽国萧太后派来的奸细,蒙蔽帝王而入朝为相,极尽煽动惑乱之能事,陷害八王、六郎等忠臣,最后逃跑未遂被擒回宋朝凌迟处死;杨渊平在幽州假扮宋太宗掩护其出城被辽将韩延寿所杀,数年后杨宗保大破天门阵擒获他枭首示众。罪大恶极之徒作何挣扎均难逃一死以偿忠良冤魂,这不仅是民间艺术家对杨家将忠烈精神的宣扬,更反映了人们一种朴实真挚的良好愿望。

同样,邪不胜正也是文学艺术借杨家将含蓄表达的一个主题。与史家力求贴近史实的撰写原则不同,文学艺术可以通过艺术夸张来突出特定的思想内蕴,达到预期的警示或提升效果。如同歌德所言:“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20]文学作品中的杨家将故事就借助一些灵异事象或神奇情节来传达作者鲜明的爱憎,表现为作品中对辽与西夏国将领的妖魔化处理,以及宋朝与异族战争中神鬼斗法的大团圆结局。比如辽将萧天佐被称为“逆龙精降生”,杨宗保与杨五郎借降龙棒斩杀之;邕州依智高“浓眉青脸,身长一丈,腰阔十围,呼风唤雨,无所不能。”【l 7】(P216)叛宋作乱,宣娘出征剿灭其党羽,铁罩覆之而杀;西夏李王麾下的八臂鬼王则是龙宫的八脚蟹所变,凶恶无比,宣娘与文广历经千难万险才除掉它。与辽和西夏将领的妖魔化相反,宋朝将领大多为神物所变,或者有仙家法术护体。如岳胜与杨六郎比武时就看见“六郎头上一个白额虎现出,张牙来噬岳胜”【l 7】(P64);宣娘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文广亦可飞升云端、化鹤而去;吕洞宾助萧太后布下天门阵阻挡杨家,汉钟离前来化解;杨宗保更遇神仙传授破阵天书。这些出现在文学中的感生异貌现象或神鬼斗法情节都以代表神圣与道义的杨家将一方胜利告终,体现了鲜明的邪不胜正的传统古典文学主题。

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从属地位不止在政治与经济层面中体现,在中国数千年男尊女卑等级序列压制下,女子在社会历史领域从来不被重视,更遑论建功立业、英勇杀敌。文学视野中的杨家将故事则毫无偏见地塑造了一批有勇有谋的巾帼英雄,她们的功绩丝毫不逊于须眉男将们,这也是“杨门女将”后来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称号甚至涵盖了“杨家将”的原因。从余太君挂帅出征、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开始,女性已经与男性取得平等的杀敌机会;柴郡主奏保杨业、宣娘、满堂春舍身救父兄,八娘、九妹晋阳比武擒辽将使女性成为保护与拯救男性的角色;而十二寡妇征西中则清一色的女将上阵,男性的消遁使女性将家国重任一肩担起;女性首次作为一个英雄群体形象浮出文学地表,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女性几乎取代了男性在历史文化中的权势地位而大放异彩。在政治与民族道义上如此,在思想见解上亦独树一帜:穆桂英擒六郎,见其人物俊朗而心生爱慕,便自作主张要与他婚配;月英、锦姑、飞云更在恋爱中表现出大胆与爽直的一面,最终成就佳偶。这些女性身上显现的精神风貌已经远远超过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具有了前瞻性意义,是对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非恨锁深闺的大家闺秀便是含羞带愧的小家碧玉、非红颜祸水的薄命佳人便是纵欲无度的淫娃荡妇模式的匡正与反叛,《杨家将》第一次将女性也纳入铁马冰河、精忠报国的英雄行列中,并且赋予她们超过男性的形象魅力,其艺术感染力至今不衰。  

因此,文学视野中的杨家将巧妙地以艺术手法渲染了历史氛围与史实情节,打破了枯燥的单一政治主题模式,将杨家将这段已经尘封的历史加以人睦化的补叙和民间化的点染,使之呈现出绚丽的新貌并具有深厚的东方传统文化底蕴。

“诗”与“史’’的冲突——源自深层文化心理

正史以寥寥数千字概括了杨家三代将领的戎马生涯,而后世艺术家将这段史实渲染演绎为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长歌。历史朴素的记录与文学艺术玄幻化的夸张修饰造成了“诗”与“史”的冲突:“北宋杨家将的名声在明代以后,凭着小说戏曲的渲染,成为整个宋代最为人知的将门。然考清史实,这个在宋代名声最响的将门,本来名过其实。”{21}因此,才会造成后人对杨家将故事抱有“信者悉以为真,而疑者又皆以为子虚乌有”的态度。这种历史真实与文学叙写之间的矛盾,是由当时特有的民族心理、文化心理以及时代特征决定的。作为特定时代心理的折射,杨家将在文学艺术领域的重写不免因为积淀在中国人意识深层的传统文化质素影响而带上浪漫主义与理想化色彩。

首先,排斥外族的民族心理导致文学作品在改写时对“敌”“我”双方做了道德偏向主义的处理。当然,这里的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当为狭义,指的是封建时代中原与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时期,汉族人对于入侵的外族的排斥一心理。古代中国把人类世界视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中心地带便称为“中原”或“中土”,这个中心地带不仅是地理中心更是政治中心、文明中心,而它的最高统治者即为“天下共主”,统领着全国民众。古代群雄逐鹿中原,为的就是能有效地统治中原地区,处在万王之王的位置上号令四方,即所谓的“王者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22】。自汉代开始,封建统治者就因边境少数民族的骚扰掠夺而深以为患。汉武帝痛击匈奴、张骞出使西域、唐太宗送文成公主人藏和亲,历代统治者为维护皇权稳固做出的牺牲使汉族人民积贮着历史的屈辱感,从而形成对少数民族的排斥心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包含着驱除“蛮夷”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五代十国时期民族矛盾异常激烈,中原汉族无力抵抗少数民族入侵,后晋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北宋徽、钦二帝被掳,南宋王朝偏安一隅,一向重视华夷大防的中原民族首次遭受如此剧烈的政治变动与心灵重撼,民族屈辱感使他们迫切渴求杀敌卫国的英雄出现,而岳飞、杨家将等正迎合了这种心理,从而对他们加以理想化的塑造,以寄托人民对中原强盛的殷殷期望。

在这种中原正统文化鄙视少数民族的心理影响下,杨家将故事无形中将道德天平偏向了宋朝将领而贬斥与之对峙的辽与西夏等国,具体表现在作品中对辽、西夏等国所谓“番将”的妖魔化处理,即前面提到的萧天佐为“逆龙精降生”、“八臂鬼王”乃龙宫蟹精所变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杨家将领则是神仙投胎、仙物下凡:杨六郎乃凶猛的“白额虎”、文广具有化鹤飞升的本领,在妖魔当道的紧要关头总有神仙相助。宋朝的皇帝亦是“龙行虎步”貌有天子之相,而辽夏等国的将相则大多形象猥琐、为怪兽厉妖所变。这种人物塑造时的原型选择本身就有优劣之分,切合汉民族的“正”“偏”二元思维定式。艺术家在塑造人物与布设情节时是将自己对外族的排斥心理渗透进去,使文本不免成为了道德偏向主义遮蔽下的民族情感宣泄的载体,自然会与历史真实拉开距离,给人以“三分真实而七分虚构”的感觉。   

其次,文化心理也是影响杨家将故事建构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是一个信奉中庸之道、倡导平和之风的国家,兴盛于秦王朝的儒家学说历来鼓励有志之士积极人世建功立业。君臣之纲、孝悌之义束缚了国人的思想却也成就了无数抗敌忠君的孝义豪杰,杨家将中的杨老令公、余太君、杨家七子、杨宗保、穆桂英、杨文广以至十二寡妇五代数十位英雄,保家卫国的信念至死不改,一门忠烈的英名无人能及。杨渊平在辽军攻城的紧要关头舍身替主:“今若救得陛下出此熏围,管万代之名,是匝子当行之事,又何惜焉?{23}(P57)杨业闻听众子皆死于辽军刃下时言语凛然:“臣曾有誓:当以死报陛下。今数子虽丧于兵革,皆分定也。”【23】(P59)六郎对朝廷心灰意冷之时,余太君大怒,斥其辱没家风:“乃祖乃宗令闻家声被汝堕尽矣!”【l7(P114)忠君报国的一腔热情感天动地,固然有夸张成分,却符合当时受儒家人世忠君思想熏陶丽崇奉君权皇权的心理。此外,华夏民族特有的信奉因果报应、善恶相因的文化心态也影响了文学视野中的杨家将叙写。中国古典名著如《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常常体现出鲜明的“因果报应”观与“天命注定”论,人物的生与死、爱与恨皆有前因后果,善恶自有赏罚评判。受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的艺术家将这种超稳定的文化心理贯注于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文学叙述中的杨家将故事把潘美、王钦若、张茂等人塑造为大奸大恶之徒,他们最后都难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严惩,而与他们斗智斗勇的八王、呼延赞、杨家将帅等则得以光耀门楣、青史留名。这正是善恶终有报的“因果报应”论与嫉恶如仇、憎恨奸佞的文化意识从创作者内心延伸至笔端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征。

杨门女将作为杨家将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版块,为杨家将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叙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据考察,史传中并没有余太君、穆桂英其人其事,而缘何后世的文学作品会将这些女将形象塑造得鲜活生动,她们的事迹甚至上升为杨家将故事中的主打章节呢?笔者以为这是由作品产生的时代特征决定的。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等级制度之下,女性遭受神权、君权、夫权三重压迫,行动起居一概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示人,在文学作品中无非是映证“红颜祸水”或“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之类谬论的工具,男性中心主义体系将女性排斥在“忠”“义”“智”“信”理念之外,女性无从展示自己优于男性的一面。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大城市出现,相应的,思想界也产生了早期的启蒙学说以反叛传统的程朱理学。其中尤以李贽的学说为代表,他的妇女观影响了当时通俗文学中的女性观。李贽一反传统女子劣于男性的观点,他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24](P59)杨家将故事在明代以或熟的小说形式出现,这种开放的女性观便铸就了杨门女将冲破封建樊篱的英雄品格。余太君打着白字令旗与杨业一起出征、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柴郡主有孕在身尚破敌青龙阵、八娘九妹晋阳比武令辽将瞠目结舌、宣娘挂帅征智高、满堂春孤身救父兄、十二寡妇征西……在国家危难之时,她们以柔弱之躯挺身担当了男性应尽的保家卫国之责;在对待自己的婚姻爱情之时,她们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规范,寻找倾心的伴侣:穆桂英大胆向杨宗保表露心事;月英锦姑飞云则直接以行动争取心爱之人;黄琼女、单阳公主为了与杨家将成就佳偶而倒戈投宋。这些女性拥有完整的人格与尊严、自由的婚姻爱情观,以“人”的形象与男性站在一起甚至超越了他们。杨家将因为这些女性的光彩而具有了进步的时代意义,杨门女将浮出文学地表且不断演变为成熟丰满的艺术形象从侧面反映了特定时代思想的发展轨迹。

历经数百年的演化发展,文学视野中的杨家将逾越了历史的障碍而自成格局,民间艺术家在历史与传说的缝隙中寻找交合点,以不脱历史原貌却又超越史籍刻板记录的原则,融会了时代特征与特定历史文化心理,对这段家喻户晓的史实予以艺术再现,铸就了延续民族精神与文学生命的诗艺的辉煌。深究“诗”与“史”的差别已无意义,从这种理想与浪漫主义的改写中体察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蕴藉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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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安大学  梁向阳  余敏

粱向阳(1965),男,陕西延川人,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余敏一(1984),女,陕西榆林人,延安大学文学院05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联系方式:陕西省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716000)梁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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